梵高油畫《陽光下的麥田收割者》

　　魯 迅（1881—1936）

　　茅 盾（1896—1981）

　　別林斯基（俄，1811—1848）

　　車爾尼雪夫斯基（俄，1828—1889）

　　勃蘭兌斯（丹麥，1842—1927）

　　一段時間以來，對中國文藝批評現狀的不滿與指責不時見諸媒體，社會各界對於當下文藝批評可謂期望與失望並存，在這種情勢下，《文學報》創辦《新批評》專刊，提倡“真誠、善意、銳利”的批評，引起了文學界的廣泛關注和討論。在《新批評》創辦三周年之際，我們邀請《新批評》的創辦者陳歆耕撰文闡述他的批評觀，以及《新批評》的理念與理想，希望能給讀者提供思考與借鑒。 ——編者

　　2014年6月2日是《文學報·新批評》創刊三周年紀念日。而這一天適逢端午。這樣一個看似偶然的巧合，似乎寓意著一種來自幾千年前歷史深處的呼喚——這呼喚聲中有傷時感世、憂國憂民的胸襟，有讓天下遍植香草的情懷，有“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的執著……

　　此刻，我久久地凝視著新一期《新批評》的版面。從第一期到最新一期，內容期期更新，但每期封面下方的一排中外批評大家們如雕塑般的頭像始終未變：劉勰、魯迅、茅盾、車爾尼雪夫斯基、別林斯基……但沒有屈原，因為屈原是偉大的詩人，而不是文藝理論家和批評家。但這並不影響我們在繼續前行的旅程中，向這位偉大的詩人致敬！

　　因為，偉大的詩人、作家和偉大的批評家，他們無論曾是盟友還是“敵人”，都是人類文明的偉大創造者！

　　立場與平台

　　我曾對參與《新批評》編審的韓石山先生半開玩笑地說過一句話：“等我離開現職崗位了，准備寫一部叫《〈新批評〉備忘錄》的書。”說是這麼說，這部書我會不會去寫，我也不知道。因為要全面真實地呈現《新批評》走過的旅程，必然要涉及很多人、很多事、很多現象。從“向善”的角度考量，有些“真話”是不能全講的。我非常理解季羨林先生那句名言：“假話全不講，真話不全講”的難言之隱。

　　在這裡，我隻能有限度地介紹一些情況，談一點純屬個人的感受和思考。

　　2013年初曾有人通過微博，用非常尖刻的詞語質疑批評家李建軍發表在《新批評》上的一篇文章。

　　此事引起全國各類媒體的跟進報道，從各地方報到首都的報紙《新華每日電訊》《中國青年報》、央視的《文化正午》欄目，都在評說和關注這一事件。我無意將這一事件在這裡進行回放，只是覺得有必要就這件事所引發的對《新批評》定位和辦刊宗旨的歧見，做一點闡釋。

　　有媒體採訪我，問我對李建軍文章的看法。我回答：“《新批評》的文章不代表本報立場，那是批評家在細讀文本后自己做出的藝術判斷。”最初刊發報道的《新京報》算是比較准確地傳遞了我的觀點，標題是《“新批評”文章不代表〈文學報〉立場》。但很多媒體在轉述這篇報道時，略去了標題中的“文章”二字，就把我要表達的觀點完全弄擰了。說《新批評》文章不代表《文學報》立場，肯定沒有什麼不妥。因為《新批評》上刊發的文章各種聲音都有，對某一部作品，評論者持有完全對立的意見也是常態，那麼《文學報》該站在誰的立場上呢？或誰有資格對不同意見的評論做一錘定音的裁判呢？

　　因此我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