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9月在北京召開黨的十五大，是黨在世紀之交的關鍵時刻召開的一次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大會。這次大會明確回答了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為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21世紀提供了重要保証。
（一）
20世紀90年代初，我國迎來一個加快發展的歷史契機。一方面，經過新中國成立以來40多年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10多年的不懈奮斗，我國的社會生產力、人民生活水平和綜合國力都邁上了一個大台階，特別是黨終於牢固確立起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理論和基本路線。另一方面，蘇東劇變后，兩極格局終結，世界格局開始走向多極化，在此進程中，我國成功打破西方國家“制裁”、恢復了同西方發達國家的關系，同時積極開展睦鄰外交、改善了同周邊國家的關系，從而營造出一個較為和平安定的國際環境。
因此，在鄧小平南方談話和黨的十四大之后，我國抓住機遇，使經濟社會發展駛上了“快車道”。1993年3月，黨的十四屆二中全會召開，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調整“八五”計劃若干指標的建議》，將“八五”期間國民經濟的年平均增速由原定的6%調整為8%—9%。在此指引下，“八五”期間，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國民生產總值年均增長12.3%，至1995年達到61340億元，從而提前5年實現了原定2000年比1980年翻兩番的戰略目標﹔另外，“八五”計劃的其他一些指標，比如產業結構、利用外資、進出口貿易、投資規模等，也都完成或超額完成。在此基礎上，1995年9月，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召開，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的建議》，進一步擘畫了經濟社會發展在未來5年的近期目標和未來15年的宏偉藍圖。
20世紀90年代前半期，我國經濟建設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面臨著嚴峻考驗。1992年初，我國再次出現比較嚴重的經濟過熱現象。此后，在加快發展的過程中，由於一些地方和部門片面追求高速度，本來就過熱的經濟又出現投資增加過猛、房地產熱、開發區熱、金融秩序混亂、物價上漲等一些新問題。為此，黨中央、國務院及時採取了一系列加強宏觀調控的舉措。1993年6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於當前經濟情況和加強宏觀調控的意見》，提出嚴控貨幣發行、穩定金融形勢等16項加強宏觀調控的措施。為確保這些措施落實到位，1993年7月，黨中央、國務院又連續召開全國金融、財政、稅收工作會議，提出兩個“約法三章”，加大了對金融、財稅領域的整頓力度。經過3年努力，到1996年底，這些以經濟、法律手段為主的宏觀調控措施取得了顯著成效：過度投資得到控制、金融秩序逐步好轉、物價漲幅明顯回落。由此，我國經濟實現從發展過熱、通貨膨脹到“高增長、低通脹”的“軟著陸”，這為抵御不久后的亞洲金融危機沖擊打下了堅實基礎。
（二）
經濟運行中屢次出現過熱現象，體現了加快改革、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現實必要性。1993年11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召開，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從而把黨的十四大提出的經濟體制改革目標和基本原則進一步具體化，制定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總體規劃。據此，黨中央、國務院相繼推出了一系列重大改革舉措。
在財稅體制改革方面，1993年12月15日，國務院作出《關於實行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的決定》，旨在理順中央與地方分配關系，增強中央權威，發揮財政的宏觀調控作用﹔在金融體制改革方面，1993年12月25日，國務院作出《關於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旨在加強中央銀行職能，逐步推進商業銀行的企業化改革﹔在外貿體制改革方面，1994年1月11日，國務院作出《關於進一步深化對外貿易體制改革的決定》，旨在將外貿進口的指令性計劃改為指導性計劃，建立適應國際經濟通行規則的運行機制﹔在國有企業改革方面，從1994年開始，國務院在100家國有大中型企業中進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試點，在18個城市進行優化資本結構和資產重組的配套改革試點，此后逐步擴大試點范圍，至1997年已初見成效。此外，投資、計劃、職工社保體系等方面的改革措施在1994年也都陸續出台。通過這些改革，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步伐加快，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明顯增強，全國呈現出改革開放全面推進、經濟建設迅猛發展的蓬勃景象。
在經濟建設和經濟體制改革大步向前的同時，黨和國家為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需要而推進的其他各項事業也取得了新進展。比如：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1993年3月，黨的十四屆二中全會通過《關於黨政機構改革的方案》，開始對行政管理體制和黨政機構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在黨的建設方面，1994年9月，黨的十四屆四中全會作出《關於加強黨的建設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黨的建設的總目標和總任務﹔在精神文明建設方面，1996年10月，黨的十四屆六中全會作出《關於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干重要問題的決議》，對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精神文明建設作出部署﹔在對外開放方面，到1997年，我國已形成從沿海到沿江、從沿邊到內陸，多層次、多渠道、全方位開放的新格局﹔在國家統一方面，1997年7月1日，我國政府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歷史性地邁出祖國和平統一大業的第一步﹔等等。這些工作，都為保障經濟改革和現代化建設穩步推進提供了重要條件。
（三）
在黨的十四大以來加速發展所取得的各項成就基礎上，籌備黨的十五大、為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跨世紀發展做好准備，也就提上了議事日程。1996年10月，黨的十四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召開黨的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確定黨的十五大於1997年下半年在北京舉行。此后，起草黨的十五大報告稿、選舉黨的十五大代表等工作有序展開。正當全國上下迎接黨的十五大到來之際，1997年2月19日，我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鄧小平逝世。此時，全世界都在關注，中國共產黨還能否沿著鄧小平開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繼續走下去。
在此情形下，1997年5月29日，江澤民在中央黨校省部級干部進修班畢業典禮上闡述黨的十五大報告稿的幾個主要問題時表示：“在跨越世紀的新征途上，一定要高舉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偉大旗幟，用這個理論來指導我們的整�